【专访 】王兵谈铁西区的摄影与记录片：时代的记忆

文化艺术

王兵是中国独立电影工作者，也是目前全球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国电影导演，他以低预算方式拍摄写实的影片经常被挑剔的著名影展，包括法国嘎纳电影节选为参赛或参展作品，而且愿意破例为他长达8小时的影片留出放映的时间。国际电影节是透视当今电影潮流的窗口，由此也显示出电影节对王兵的作品在世界影坛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 认可和重视，更重要的意义是王兵的影片总是能透视出一个时代和一群人的记忆或生活，可谓“时代的记忆”。将王兵带到国际影坛的是他在1999年开始拍摄，2002年完成的的第一部，超过九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惊艳全球，也被誉为他最著名的作品。

最近，位于巴黎三区的“空间时间”艺术空间刚刚举办了王兵摄影展，其中就展出了他当年在铁西区拍摄的15张摄影作品，这些黑白照片无论是构图，光线和情景都能给观者带来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法广由此采访到王兵，随他一起回顾摄影作品和之后拍摄的《铁西区》背后的故事。王兵说，对一个电影来说是幸运的，对中国来说，我们只是恰好赶到这样一个转折的点上，所以也拍了这样一些影像。

王兵 ：这组黑白照片是1994年到1995年拍摄的，那时我还没有想去拍纪录片，在鲁迅美术学院学摄影专业，到沈阳之后，学校离铁西区很近，周末就会带着照相机到工厂拍摄照片。所以这些都是平时积累下来的作品，时间比纪录片早了几年。纪录片是1999年开始拍的，那时我学业结束，开始拍自己的影片，主题选择了铁西区，形式是纪录片。之后拍的照片就非常少，而这些底片拍了20多年以后一直没有动过，到2016年才拿出来，20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问我有没有当时拍摄的铁西区照片，我就把当时拍的底片全部拿了出来做了筛选，选了有五十多张照片，主要就是在卡塞尔文献展上展出。 这次在巴黎展出的15张黑白照片都是94年拍摄的。

九四年的时候，铁西区是否已经开始呈现出纪录片中呈现的那种衰败？

王兵 ：当时工厂还正常运转，这些照片都是在冶炼厂拍摄的，纪录片也是从冶炼厂开始。拍照片时候就逐渐对铁西区熟悉了，对所有工厂的布局，包括类似城市的工业区。那时是计划经济下的安排规划和工业流程。其实铁西区是一个加工工业基地，有电缆厂，低压开关，高压开关，锅炉机床，冶炼化工油漆这一类的（加工），可以说整个工业配套的系统都在铁西区，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工业基地。因为上学期间经常去，所以对整个区域比较了解的，和工人和旁边居住区的人打交道都比较习惯了。我在99年决定拍纪录片就决定选择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最后就选定了铁西区。

拍纪录片和拍照片完全不一样，纪录片场子比较多，且需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不像照片很局部，随便拍，没有整体很叙事的需求，纪录片需要整体的叙事需求，所以我们当时拍了工厂，还有工人居住的地方艳粉街和铁路。过去的工厂一般都是棋盘式的布局，中间穿插着铁路，工业的运输主要就是依靠铁路。沈阳是一个内陆城市，这也和之后整个工业区的衰败有直接的关系，内陆城市的运输成本特别高，所有加工产品和进口材料都要经过陆路和铁路，成本就特别高。整个东北的工业衰败有很多原因，有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等宏观上的原因，也有具体的商业运转，企业运转的成本以及整体运营机制的问题，所以整个东北的工业就在1999年和2000年全面衰败下去，取而代之的就是像上海，广州等这些地区......

这些非常有力量感和感染力，拍摄记录片和照片感受有什么不同？

王兵 ：中国在创作上有一套自己的习惯，比如照片的习惯性就是像新闻摄影，中国的新闻摄影针对的不是真实性的，而是宣传的需求，是宣传的方向，所以不管拍摄的对象什么，照片必须符合宣传的主题。

这样的拍摄方式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对图像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惯性。对我们来说，当时上学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首先要从这样的方式里边走出来，因为我们不是媒体，也不是为了国家的某种宣传工具，是个人的照片；因此就要考虑其创作独立性，影像也没有按照当时所谓的“宣传主题”来拍，完全是个人的直觉，按照直觉来拍。这个工业区到了九十年代虽没有完全停产，但是衰败景象当时已经呈现出来了，包括管理上的松散，几乎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入的时候，整个工业区并不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五十，六十年代那种被描写成蒸蒸日上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大部分社会主义的宣传都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主题，工人阶级也代表社会主义核心的力量，或者说统治的力量，同时他们也是社会的主人，所谓“工农兵”。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通过这些）作为主人的姿态，作为社会的主体，就明显看到的就是整个工厂很衰败的景象，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00年，整个中国开始选择市场经济就抛弃了原来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些照片就是呈现计划经济末期，整个铁西区虽运转，但又没有像以前描写的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现在回头看这些照片，我自己当时也没有做更多的考虑，是一种比较日常化的拍摄，也没有做任何创作上的安排。过去大部分的照片，尤其是在工厂生产的单位拍摄的照片都是被安排过的，比如在六十到八十年代，报纸和媒体出来的照片构图人物和气氛和叙事的主题，都是摆拍的，我的照片就没有那些痕迹，是很日常化的拍摄，也不是我自己用了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只是进入这些工厂后，很随便地拍，就是日常化的拍摄，日常化的拍摄就很少人文的痕迹。

那么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处等触动了，你让你按下快门拍下这些摄影作品？

王兵 ：这个区域之前是一个社会主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我在拍摄时就感觉到这个主体完全呈现出一种很失落的样子，没有任何生命力了。中国从80年代就逐渐开始了市场经济，90年代民营经济已经很厉害了，中国的整个经济模式是在鼓励民营经济，逐渐淡化了计划经济，宏观调控逐渐就被放弃了，这些照片就是在那种经济体制改造之前的景象，这样的景象出现就说明计划经济已经运转不动了，没有活力了，走进这些工厂就会和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工厂的形象有很大的落差，我就正好拍了这个阶段，所以这些照片显得好像虽然很随便，但是处处都能感到废弃的那种感觉。

铁西区当时在中国是最全面也是最完整的机械加工基地，好像是从日本伪满时期就建厂，之后经过苏联的援建项目70到80%都在铁西区，所以铁西区是中国在80年以前，整个中国工业的核心就在这里，前三十年主要是做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就离不开这些东西，上海或者其他地区主要的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所以这个地方对当时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从工业上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发展到90年代实际上已经过时，没有太大价值了。

但在过去大有40年间，我自己看记录铁西区的影像和资料也很多，主要是媒体的记录，过去中国个人的摄影机很少，所以拍摄的人就比较少，但是大部分留下的照片都是以媒体宣传为目的的照片，比较日常化的照片很少，现在整个铁西区除了一些工厂外，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拆除之后，如果再想回头去看当时整个工业区的状态，看到的真实影像很少，我当时拍的铁西区的纪录片，其实是非常全面地对整个铁西区的构成进行了准确和客观的描述，包括对城市的构造，比如南中北线和北支线四条铁路，大部分的工厂都是在铁路的旁边规划的，所以整个影片通过火车，通过工厂基本上是把整个城市完全复原了：包括工厂的流程，工业流程再到城市的规划，交通，厂与厂之间的地理关系等，都在纪录片里边描绘得都非常清楚，我们在剪辑过程当中有这样的要求的，如果只看这个纪录片，就可以对整个工业区，从空间到具体的细节，对城市场景的描述都有一个具体的印象。

但照片我就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只是从1993年开始，94，95年零星地拍摄，所以跟纪录片比较的话照片没有系统性，但这些都是我当时还没有开始学电影时，从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再到电影学院去进修，然后才开始把这些材料转换成电影的方式，之前都还是照片的思维，虽然有这些照片，但是照片还是很少，并不是很系统和很完整的。

当时你如何产生时代的意识？

王兵 ：90年代的时候，中国先要解决农民的问题，所以大量的工厂和新兴的合资企业都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方，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的农民开始在整个国家流动，当时交通不很方便，都是很慢的火车，每年的春节和节假日都是人山人海，连票都买不到，在90年代，虽然计划经济这些工厂还在运转，但是这十年，民营工业已经很活跃了，相对应的就是这些之前国家编制内的正式企业，计划经济的支柱。我们到了这些企业就发现，他们都是在观望的状态，工人和经营者都在观望民营企业，观望上海，广州，珠海三角洲这些地区。跟工人聊天，他们也知道在上海和山东这些地方也有冶炼厂也需要工人，但是工人们当时没有胆量辞职，很犹豫。他们是属于计划经济类的编制的工人，所以他们既希望按照之前的待遇，日常的延续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看到其他地区的民营企业和私企开始兴起，发展得很快。他们也在看其他人到那边去打工能挣到多少钱，但是他们都是观望的，比如我跟他们聊天聊到这些细节，也大概会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他们对前途总是有一种有点恐慌，因为他们在企业里已经呆惯了，也适应了计划经济这一套，每个月领工资，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大部分人私人生活一半是在企业，一半是在家庭，家庭已变得没有像工厂那样重要了，如果他们抛弃了这些，也是很恐慌的事情。

在90年代或2000年我开始拍摄影片的时候就更突出了，所以当时我已经大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厂很快就会面临的改制，因为当时中国有一个全国的宏观调控的方式，能看到政策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就说要拍一个这样的纪录片，但是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可能只是一个猜测，也不可能有先知能力，对我来说只是对这些工厂比较熟悉，既然熟悉，那我就开始先拍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在拍摄过程当中，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刚好赶上所有的工厂都完全进入了这样一个停滞和改制的过程。

对一个电影来说是幸运的，对中国来说，我们只是恰好赶到这样一个转折的点上，所以也拍了这样一些影像。

非常感谢王兵接受法广的专访。